從肺炎疫情到俄烏戰爭，世界經濟格局和國內的經濟發展模式日益發生著深刻的變化：1、中國被動或主動與西方的經濟圈進行逐步的脫鉤。2、中國國內的人口老齡化與人口總數逐步下降。2、資源性、能源性、高科技性產業中國的缺陷和短板越來越明顯。等等。 對于衡陽這樣的三線城市來說，留住人才，甚至是留住人口，是現在和未來的頭等大事。根據過去十年的人口統計結果，過去十年衡陽流失了伍拾萬人口，從十年的時間維度來分析，這伍拾萬人應該大部分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。從產業來分析，目前衡陽沒有一個國家級的產業集群，而政府治理層面來說，也是對衡陽發展一直沒有一個好的思路和具體舉措。這些年，衡陽政府除了拿點錢給留在衡陽買房的人才（從學歷來劃分）補貼，就是拿錢在陸家新區建辦公樓，然后免費，優惠給一些公司辦公。這些舉措其實都是沒有抓住主要的矛盾點，效果并不好，甚至是浪費衡陽本來就非常緊張的資金。 衡陽要想發展起來，留住人口，只有學習對標合肥，政府使用自己資金，作為風投發起者，打造產業，創建大大小小的創業者的樂園才是最核心、最重要的事情。第一個，衡陽要認真去分析，挖掘自己過去的優勢產業，努力要做大做強，打造一個國家級的產業集群。第二個是，衡陽要從自身條件出發，不要想著哪些高大上的產業，不要想著什么985,211大學的創業者來衡陽創業，這些對于目前衡陽來說都不是很現實。要切實的為哪些不是名校，特別優秀的大學畢業的創業者提供幫助，扶持。第三個，強衡陽市區戰略，對比長沙提出的強省會戰略的道理是一樣的，衡陽地區的各縣市都要圍繞這個戰略定位來布局。 衡陽地區的領導干部，只有深刻理解以上內容，了解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規律，提高站位，敢于承擔責任，勇于創新。真抓實干，衡陽的明天才有希望。 以下附上合肥風投之都的材料： 合肥現象 合肥已經成為一個現象。 2019年5月《第一財經》發布的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上，合肥還只是個二線城市，位列一線城市、新一線城市之后的第三序列。甚至在當時的各大論壇和社交媒體上，充滿著合肥是“強三線，弱二線”的爭議。 誠然，當年的合肥并不那么起眼。而2020年，合肥則憑借 突破萬億的GDP，沖進新一線城市的行列。 合肥從2010年的城市排名40名開外，一個曾經還有“爭議”的二線城市，再到GDP超萬億，沖進新一線城市，這10年來保持了接近年均17.5%的復合增長速度，高新技術企業增加超過800家，戰略新興產業增長超過18%，這背后是政府驅動下的創新產業發展。 而合肥為什么會成為一種現象，被譽為風投之城？這背后與我國的經濟環境密不可分。由于我國地域間經濟發展差距大，縱深廣，且呈階梯狀分布在不同地域的發展階段上，也有著明顯的差異。在經濟發達、集中的北上廣深等地，大環境已經從資本驅動的階段進入到創新驅動的階段，而第二梯隊的地域，則依然處于資本驅動的發展階段當中。資本招商、資本助力產業發展是最符合這一類地區的發展思路。 2008年，金融危機沖擊下，京東方金虧損超10億，面臨著巨大的資金壓力。合肥馳援175億：政府投入60億，戰略投資者投入30億，以及85億的貸款支持。 如今，京東方市值1343億，在合肥本地投資超過千億，合肥市政府持有的京東方股票，巔峰時期的浮盈就有上百億。 京東方一戰成名之后，合肥繼續發力半導體，2017年，合肥政府與兆易創新分別出資75%與25%，成立合肥長鑫，專攻DRAM芯片研發生產。 2019年 9月，合肥長鑫宣布總投資1500億元的DRAM芯片自主制造項目投產，將生產國內第一代基于10nm級（19nm）制程工藝的8Gb DDR4內存。 2020年4月，當時虧損高達113億的蔚來汽車與合肥市政府簽署最終協議，獲得了70億元的戰略投資，蔚來汽車總部落戶合肥。 類似案例，在合肥的發展歷程當中仍有許多，甚至合肥市政府似乎更關注那些“走投無路”的公司。因為目標公司的經營情況順風順水，選擇合肥的可能性不太大。就像是蔚來，也是被18個城市拒絕之后，落地在了合肥。但從合肥的簽約項目來看，并非如此。聚焦在新能源汽車、集成電路、醫療健康、工業互聯網、先進制造的項目群，恰好勾勒出了合肥重點發展的產業集群。 在“合肥現象”的背后，我們也總結出了“風投之城”所具有的屬性——以“風險投資”為手段帶來明顯的地域增長驅動力的城市。而“風投之城”的屬性，也意味著幾個明顯特征： 1、由風險投資帶來了明確的產業轉型，由新興產業凝結，最終形成新的經濟格局和增長引擎。 2、通過一套成體系的方法論，打造一系列的標桿項目，形成規模化傳播效應。 3、明顯的地域性特征，形成以某個城市為中心的新產業集群，明顯區別于周圍地區。 系統性的來看合肥的戰略打法，我們不難發現其背后的特點：通過市場化運作的產業投資基金、母基金服務于招商引資和戰略性企業；通過大手筆的資本招商來尋求重量級企業落戶；通過投資收益反哺產業投資，持續的進行多產業布局。正是這種方式，讓合肥一步一步被譽為中國的“風險投資之城”，成為中國階梯化大縱深經濟結構中，崛起的代表。 預備隊是誰 在改革開放后，一度以東部地區作為重心。近年來，東部對于改革開放之后的紅利得到了充分的釋放，經濟飛速發展，明顯與中西部地區拉開了差距，北上廣深等超一線城市，成為經濟發展的中心。 而在實現國內大循環的經濟設想下，彌合區域間的經濟發展，是我國擴大內需，發展經濟的必要路徑。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，李克強總理也提出加快落實區域發展戰略，這就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，將需要更多的新的“地域引擎”。 合肥是一個很好的范式，從二線城市當中殺出，成為“風投之城”。但我國幅員遼闊，市場腹地極為廣闊，大量有一定產業和經濟基礎的城市，仍然處于“資本驅動”的發展階段，這也意味著，未來需要，也一定會有更多的“風投之城”的出現。 首先是蘇州。在PEVC眼里，蘇州可能是僅次于北上廣深的投資高地。中國母基金鼻祖元禾辰坤就立足于蘇州，布局了大量優質的股權投資基金，為蘇州引入和借鑒了豐富的創新資本資源。 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，蘇州市級共有15支政府產業引導基金，母基金共引導設立子基金45支，子基金投資企業近400家，直投基金投資企業超過100家，撬動社會資本后形成的投資總規模約為220億元，放大財政資金超過12倍，支持創新產業發展引導基，培育創投基金和產業資本。 政策方面，支持做大做強創業投資引導基金，支持央企資金、保險資金等在杭州設立創業投資基金和股權投資基金。推進區域性股權市場創新試點，打造助力創新創業企業培育發展的綜合服務體系，推動建立創投股權和私募基金份額報價轉讓平臺，引導設立私募股權投資接力基金，促進私募股權二級市場發展。 推動了信息服務與軟件業、科技產業、大文娛產業、電商物流、數字產業發展，涌現出海康威視、吉利、百草味、蘑菇街、有贊、衣幫人等科技和新經濟公司。 青島在創業創新城市的打造方面，也走在全國的前列。2019年開始，青島每年舉辦全球創投風投大會，通過風險投資的聚集，對創新要素和現有資源進行整合。截止今年3月，青島市共有私募基金管理人數量為387家，進入全國前十位，管理基金數量為1063支，位居全國第13位，管理基金規模為1203.4億元，位居全國第20位，比去年底增加164.1億元，同比增長35.1%，增速位居全國第6位。 作為傳統“工業強市”，青島在注重工業發展的同時，也抓住了基礎研究和創新的重要意義。在創新要素越來越全球化以及合作形式靈活的當下，通過對風險投資的集聚，以提高生產率、創新能力的方式促進經濟增長，也是成為了“風投之城”第二梯隊中不可忽視的一員。 廈門作為與深圳同批設立的經濟特區，在風險投資的發展上，也發力不小。并于近年來，持續發力建設區域性金融中心，連續落地三屆中國母基金峰會暨鷺江創投論壇，通過把基金作為重要抓手，建設金融強市。 目前，廈門地區管理基金超過1000多支，基金注冊規模超過2000億元。廈門通過構建全國領先的引導基金體系，共成立產業投資基金60多支，規模超過800億，并且引進了中金資本、鼎暉資本、紅杉資本、高瓴資本、深創投、前海母基金等私募股權行業的頂尖機構，同時也培育出廈門創投、建發新興投資等產業基金和市場化母基金管理人。 廈門依托于對外服務貿易的產業優勢，結合經濟特區的立法優勢，利用優秀的營商環境優勢，通過做大做優產業投資基金，發揮出了基金引領示范帶動作用，并在產業升級和招商引資工作方面取得了較大的優勢。不僅僅在傳統服裝、外貿領域，走出了七匹狼等傳統產業企業，同時也培育出美圖、趣店等新優秀新經濟公司。 此外，中部城市也持續發力。武漢將目光投向更早期的天使投資。武漢市副市長楊軍此前宣布，武漢將出臺促進天使投資發展的政策措施，培育和壯大合格投資者群體，推動湖北實驗室科技基礎設施和技術創新中心，對接天使投資。 楊軍介紹，武漢將建立健全引導基金+天使投資的模式，聯合天使投資和社會資金設立總規模3千億元的產業投資基金，通過領投、跟投等方式強化對天使投資的定向支持。同時，武漢將建立健全產業引導基金退出機制，從天使投資，種子基金退出池可以只收回原始投資，對天使投資、種子基金收益最高返還40%。 西部城市爭相打造“創投之都”。 成都在2017年就宣布設立1000億政府引導基金，通過重大項目帶動產業集群發展、產業基金支撐的產融一體化發展模式，來推動重大產業項目、戰略性新興產業、創新創業企業的落地。近幾年，成都在創投市場上活躍度不斷提高，持續注入創新發展的新動能，成都市委常委、常務副市長謝瑞武稱，成都已經具備了打造“創投之都”的條件。 而從2018年開始，西安全市累計新增各類風投、創投等機構203家。紅杉資本、IDG資本、深創投、真格基金、達晨財智、君聯資本、經緯創投、金沙江創投、華控資本、北極光創投等國內頂級投資機構相繼投資當地科創企業，為西安注入強大資本動能。 西安作為“絲綢之路”經濟帶新起點，依托“一帶一路”大力建設絲路金融中心，目前已形成特色金融集群并推動了西安金融業持續健康發展。6月份在西安舉辦的《全球創投峰會》上，就提出要進一步深化“創投之都”城市標簽。 此外，無錫、寧波、杭州、重慶、長沙、海南，均依托于自身的產業優勢，希望通過風險投資和創投進一步提升經濟和創新活力，也均有條件成為下一個“風投之城”。 在一線城市資源外溢，產業內卷逐漸加深的當下，以“合肥模式”為范本，投資驅動的第二梯隊競爭也正式拉開帷幕，究竟怎樣才能勝出呢？ 下一個“風投之城” 從以上案例中不難看出，在區域均衡發展戰略之下，諸多二線、甚至三線城市已經具備了承接創新和資本溢出，發展下一個“風投之城”的必要條件。但一個城市的崛起，僅僅靠資本投入就能完成么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地域差距明顯，區域經濟結構不協調，一定會是我國在一定時期內存在的必然現象。而如何突破當地經濟環境瓶頸，成為下一個由資本驅動，形成明顯的地域增長新驅動力的城市，我總結出以下幾點： 1、當前經濟發展階段是硬基礎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。對于經濟的發展，投資是加速器，也是放大器。沒有一定的產業積累，投入再多的資本，引進再優質的GP，也只能是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”。依托于風險投資來打造當地經濟增長新的驅動力，一定要有相應的經濟基礎和產業基礎，要做到“有資本出去，有產業承載”。正如前文所說，新的“風投之城”一定是進入到“資本驅動”的發展階段，才能夠承接新經濟環境下的資本和創新外溢，來實現系統性的投資安排。 2、明確的產業發展戰略是必要路徑 地方政府做投資，因地制宜的產業藍圖是必備的條件之一。現在，各地都在強調發展戰略新興產業，但具體發展什么，很多地方政府想的都不夠清楚。大健康的風口來了，發展大健康，半導體熱了，發展半導體。這一方面是主政者戰略定力不足的體現，另外一方面也顯示出對于產業的規劃不夠實事求是。當地的自然環境、教育背景、文化氛圍、產業基礎，這幾點是必須要在進行產業戰略規劃當中考慮的要素。現在能做什么， 未來要做什么，政府能干什么，資本能帶來什么，這幾個問題，在利用“風險投資”的時候，是一定要搞清楚的。 3、開放的心態和市場化的機制 市場化一直是政府投資當中的硬傷。作為政府行為在投資過程當中表現的保守一些，對合規和風控更嚴格一些，無可厚非。但這種嚴格，一定不能制約甚至扼殺市場的積極性。而對于控制投資風險，提高成功保障，則更多應該從科學的嚴謹的投資決策、公平互利的合作機制、明確有效的引導基金績效評估機制上著手。做到真正的專業嚴謹，才能有自信開放包容。讓市場化機制將更多的資本力量放大出來，才能讓“風險投資”發揮的更好，產業發展的更好。 4、大膽引進，科學培育 對于符合產業發展戰略，具有潛在商業價值的企業，要大膽引進。合肥對于京東方和蔚來的投資，都是在企業經營遇到明顯困境的時候參與的，并且都給予了大量的資本和政策支持，只盯著發展良好的企業，就只能錯過一次次機會。 同時，對于中小企業，也應進行科學的培育。一個產業的崛起，不僅僅是要依靠龍頭的帶動，更需要產業鏈上下游的支撐。 5、主政者要敢于擔風險 《對話》欄目中，合肥市委書記虞愛華直言：投資的風險肯定是黨員干部擔，特別是主政者，要敢于擔風險。“只想保險，怕擔風險”干不成事。 敢于擔當的決策者，意味著他有著科學嚴密的決策程序，也有著敢作敢為的氣魄。投資一定是不確定的，風險投資更不確定。地方政府想要通過風險投資來帶動產業發展，那么敢于承擔，就是核心競爭力。 結語 創新不能只靠北上廣深，投資也不能只看北上廣深。在國內大循環和區域協同發展戰略下，一批發展優秀的城市在下一個階段的發展中崛起一定是必然事件。“風投之城”合肥只是區域發展中的一個成功縮影，而國家的崛起和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，需要一個又一個的“風投之城”。